芬兰的(前)总理于尔基·卡戴宁 （Jyrki Katainen) 在 2013 年 8 月 14 号他所召开的国家联盟党 （National Coalition Party）部长会议中谈到了社会和文化变革。他从芬兰社会的角度来看待事情，但这些变化是全球化的: 世界各地的人们住在一个过渡期和变革中。
此变革的关键因素是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公民越来越多获得升值，成为个人化社会权威。找到人们的合意在很多事情已变得越来越难。如果人们不同意指挥官，那他们不再接受命令。他们不愿意按照政府当局所给予的规定来生活。他们不愿意被行政下属管束，他们不赞成政治精英及其走狗媒体政治正确性的讨论。
直观的愿景比公权力的权威强。以前媒体形成意见的作用很明确。现今人们自己想搜索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blockquote align=”left”]乐观的角度来看社会个性化会坚定民主。[/blockquote]
社会媒体和数字信息时代的政治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找到信息和分享它很容易，人们表态也更容易。影响事物和行使权力也比以前更容易。如今政治和经济精英不能自己决定事情要怎么办。 个体公民、小社团和其他活跃的团体能为社会的发展作出可观的贡献，如果能为自己的观点提出根据。“乐观的角度来看这会坚定我们的公民社会”，卡戴宁说。
根据研究，只有 9% 的芬兰人相信政治家的好意。这个数字大概与世界各地都一样。换句话说: 十分之九的公民对那些为他们做出决定的人没有信心。“这种情况不能以统治者总是被批评为理由被漠视在一旁”，卡戴宁说。批评和信任的意思是完全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和未来信任的加强必须被强调。因此信任建设必须是政策制定的核心组件。“我们必须为人民公开讨论创建一个积极的政治气氛。这样人们不用怕自己的介入，经过反复试验一起学习而不用担心别人的绝对谴责”，卡戴宁说。 他继续说:“我自己以为领导意味着能力鼓励，为改革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动员人们来参与，允许他们创造自己的未来”。政治领导人必须对公民有信心，要是他们想得到他们的信任。
在卡戴宁看来社会个人化有很多积极的能量。个人的世界培养创造力。当人们不问许可，也不需要问允许做自己的决定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真正的民主加强了。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但我们还没有学会利用其全部潜力。
一段时间以前我在论坛上看到一个消息说，芬兰是西方世界的最后的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好的，如果它工作方向是公民的民主，我问。它不是多元民主，有人回答道。
但当领导精英认为公民作为管理的下属，当社会管理从上往下领，我们是否称该社会共产主义或民主是无所谓的。它不是真正的多元民主。
有时我觉得在西方民主国家唯一具有民主权利的参与者就是金钱。金钱本身不认识民主概念。它只知道最强的权利，这事实上是丛林法则。西方民主国家都是说客的民主主义。那些有最洪亮的声音是最成功的。
芬兰不是共产主义国家。经济科学称我们的系统社会市场经济。它被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德，作为一种市场资本主义结合的社会福利政策。这始于观察，因为经济不认识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机制，国家的任务是调节经济活动。这个目标也登记在欧盟的《里斯本条约》中。
所以，我们仍然会希望政治和经济精英开始实现奥劳斯·彼得里 （Olaus Petri）制定的法官条例:
[framed_box rounded=”true” align=”center”]普通人的福利是最高法律; 因此推进普通人利益的法律规定应该作为法律，虽然法定命令好像是另一种说法。[/framed_box]
我认为在这一原则上人们不能讨价还价。科学足够清楚表明了，所有人都运作于一个和唯一的能量场。因为我们每个人无论如何不断创造我们共同的现实，不管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行动，不管我们有一个行政职位或没有，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为我们的长期共同目标工作。
据说社会的文明层次变得明显，它实际上如何对待它的最弱的公民。一个社会可以是文明的即使没有被栽培最高尚的情愫。高技术是文明社会的最清楚的证明。社会的最高尚的情愫，精神上的意识水平在人之间的关系中可见的。它有善良的心和气度。它的最高标准是良心，我们如何让宇宙意识引导我们的生活。因此， 高尚的情愫与上流社会的势力和浮华的文化意识无关。
良心，每个人先天内部的导航，不需要任何外部泰斗正常工作。它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自然地按照同样的原则来工作，因为它是人之间的共同意识，虽然个人是不同的。
精神上的意识水平也影响一个社会的竞争地位。因此它应该被当做一个评估，当经济竞争力被考虑的时候。
政治交易，优待熟人联系网的习惯，各种操作和破坏行为为损人利己和促进自己的短期利益在一个民主国家应该跟直接贿赂一样是可受惩罚的， 因为这些躲在场面后的黑手的不正之风为民主结构腐败建立一个基础。
对芬兰的社会最有害的政治交易发生在 1960 年代末期，当瑞典语言在教育的每一个层次成为了必修科目。多年来芬兰语作母语的芬兰人已成为了瑞典语作母语的芬兰少数民族的仆人。这有效地阻止社会以一个最好的方式来利用其现有资源。每一个芬兰语作母语的芬兰人在学校学瑞典语，以便给该少数民族提供社会服务的保障。
怎么可能一直没有作什么来改变这种荒谬的情况，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情况的来源是政治交易，从而瑞典语在教育的每一个层次与专家的建议相反成为了必修科目。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欺诈或一个犯公决的规则制定的协议被披露，此协议将取消和违规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据说瑞典语作母语的少数民族管理着芬兰资产的 80%。这意味着少数民族的精英管理着整个国家财产的 80%，虽然该少数民族只占芬兰人口的 5%。这种关系跟全球关系是一样扭曲的，当世界上 1% 的人口管理着 80% 的世界收入。
为了使少数民族感到还舒适，这钱是设置在基金会，所以它们不支付税收。
这怎么可能是在一个自称是民主的国家呢？
也许这跟实事有关，芬兰瑞典人为少数民族语言的权利而游说的党派，其在全国有大约 4% 到 5% 的支持率，从 1975 年起连续 （40 年以来）在每个政府占有 2 – 6 部。
然而，总理卡戴宁的演讲给了我们希望，政治交易时期已经过去并政治和经济精英然后开始根据奥劳斯·彼得里 （Olaus Petri）制定的法官条例来处理事情。 究竟如何，仍有待观察卡戴宁如何推行他的政策。但可以肯定，如果他的政策有实实在在的积极结果，于尔基·卡戴宁（ Jyrki Katainen) 将会名垂千史，作为一位首创新的政治文化的总理。
参见:
Jyrki Katainen: Suomi on keskellä isoja muutosvoimia
Wikipedia: Social Market Economy
Social Market Economy in the European Union
维基百科: 奥劳斯·彼得里 (Olaus Petri)
Rules for Judges (法官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