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的(前)總理於爾基·卡戴寧 （Jyrki Katainen) 在 2013 年 8 月 14 號他所召開的國家聯盟黨 （National Coalition Party）部長會議中談到了社會和文化變革。他從芬蘭社會的角度來看待事情，但這些變化是全球化的: 世界各地的人們住在一個過渡期和變革中。
此變革的關鍵因素是人們價值觀念的改變。公民越來越多獲得升值，成為個人化社會權威。找到人們的合意在很多事情已變得越來越難。如果人們不同意指揮官，那他們不再接受命令。他們不願意按照政府當局所給予的規定來生活。他們不願意被行政下屬管束，他們不贊成政治精英及其走狗媒體政治正確性的討論。
直觀的願景比公權力的權威強。以前媒體形成意見的作用很明確。現今人們自己想搜索他們所需要的信息。
[blockquote align=”left”]樂觀的角度來看社會個性化會堅定民主。[/blockquote]
社會媒體和數字信息時代的政治環境已經完全改變了。找到信息和分享它很容易，人們表態也更容易。影響事物和行使權力也比以前更容易。如今政治和經濟精英不能自己決定事情要怎麼辦。 個體公民、小社團和其他活躍的團體能為社會的發展作出可觀的貢獻，如果能為自己的觀點提出根據。“樂觀的角度來看這會堅定我們的公民社會”，卡戴寧說。
根據研究，隻有 9% 的芬蘭人相信政治家的好意。這個數字大概與世界各地都一樣。換句話說: 十分之九的公民對那些為他們做出決定的人沒有信心。“這種情況不能以統治者總是被批評為理由被漠視在一旁”，卡戴寧說。批評和信任的意思是完全不同。
在這種情況下，決策和未來信任的加強必須被強調。因此信任建設必須是政策制定的核心組件。“我們必須為人民公開討論創建一個積極的政治氣氛。這樣人們不用怕自己的介入，經過反復試驗一起學習而不用擔心別人的絕對譴責”，卡戴寧說。 他繼續說:“我自己以為領導意味著能力鼓勵，為改革創造良好的學習氛圍，動員人們來參與，允許他們創造自己的未來”。政治領導人必須對公民有信心，要是他們想得到他們的信任。
在卡戴寧看來社會個人化有很多積極的能量。個人的世界培養創造力。當人們不問許可，也不需要問允許做自己的決定以自己的方式行動，真正的民主加強了。這是一個重大變化，但我們還沒有學會利用其全部潛力。
一段時間以前我在論壇上看到一個消息說，芬蘭是西方世界的最后的共產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有什麼不好的，如果它工作方向是公民的民主，我問。它不是多元民主，有人回答道。
但當領導精英認為公民作為管理的下屬，當社會管理從上往下領，我們是否稱該社會共產主義或民主是無所謂的。它不是真正的多元民主。
有時我覺得在西方民主國家唯一具有民主權利的參與者就是金錢。金錢本身不認識民主概念。它隻知道最強的權利，這事實上是叢林法則。西方民主國家都是說客的民主主義。那些有最洪亮的聲音是最成功的。
芬蘭不是共產主義國家。經濟科學稱我們的系統社會市場經濟。它被發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西德，作為一種市場資本主義結合的社會福利政策。這始於觀察，因為經濟不認識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機制，國家的任務是調節經濟活動。這個目標也登記在歐盟的《裡斯本條約》中。
所以，我們仍然會希望政治和經濟精英開始實現奧勞斯·彼得裡 （Olaus Petri）制定的法官條例:
[framed_box rounded=”true” align=”center”]普通人的福利是最高法律; 因此推進普通人利益的法律規定應該作為法律，雖然法定命令好像是另一種說法。[/framed_box]
我認為在這一原則上人們不能討價還價。科學足夠清楚表明了，所有人都運作於一個和唯一的能量場。因為我們每個人無論如何不斷創造我們共同的現實，不管我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行動，不管我們有一個行政職位或沒有，我們應該有意識地為我們的長期共同目標工作。
據說社會的文明層次變得明顯，它實際上如何對待它的最弱的公民。一個社會可以是文明的即使沒有被栽培最高尚的情愫。高技術是文明社會的最清楚的証明。社會的最高尚的情愫，精神上的意識水平在人之間的關系中可見的。它有善良的心和氣度。它的最高標准是良心，我們如何讓宇宙意識引導我們的生活。因此， 高尚的情愫與上流社會的勢力和浮華的文化意識無關。
良心，每個人先天內部的導航，不需要任何外部泰斗正常工作。它在每一個人身上都自然地按照同樣的原則來工作，因為它是人之間的共同意識，雖然個人是不同的。
精神上的意識水平也影響一個社會的競爭地位。因此它應該被當做一個評估，當經濟競爭力被考慮的時候。
政治交易，優待熟人聯系網的習慣，各種操作和破壞行為為損人利己和促進自己的短期利益在一個民主國家應該跟直接賄賂一樣是可受懲罰的， 因為這些躲在場面后的黑手的不正之風為民主結構腐敗建立一個基礎。
對芬蘭的社會最有害的政治交易發生在 1960 年代末期，當瑞典語言在教育的每一個層次成為了必修科目。多年來芬蘭語作母語的芬蘭人已成為了瑞典語作母語的芬蘭少數民族的仆人。這有效地阻止社會以一個最好的方式來利用其現有資源。每一個芬蘭語作母語的芬蘭人在學校學瑞典語，以便給該少數民族提供社會服務的保障。
怎麼可能一直沒有作什麼來改變這種荒謬的情況，雖然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情況的來源是政治交易，從而瑞典語在教育的每一個層次與專家的建議相反成為了必修科目。
在一般情況下，如果一個欺詐或一個犯公決的規則制定的協議被披露，此協議將取消和違規者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據說瑞典語作母語的少數民族管理著芬蘭資產的 80%。這意味著少數民族的精英管理著整個國家財產的 80%，雖然該少數民族隻佔芬蘭人口的 5%。這種關系跟全球關系是一樣扭曲的，當世界上 1% 的人口管理著 80% 的世界收入。
為了使少數民族感到還舒適，這錢是設置在基金會，所以它們不支付稅收。
這怎麼可能是在一個自稱是民主的國家呢？
也許這跟實事有關，芬蘭瑞典人為少數民族語言的權利而游說的黨派，其在全國有大約 4% 到 5% 的支持率，從 1975 年起連續 （40 年以來）在每個政府佔有 2 – 6 部。
然而，總理卡戴寧的演講給了我們希望，政治交易時期已經過去並政治和經濟精英然后開始根據奧勞斯·彼得裡 （Olaus Petri）制定的法官條例來處理事情。 究竟如何，仍有待觀察卡戴寧如何推行他的政策。但可以肯定，如果他的政策有實實在在的積極結果，於爾基·卡戴寧（ Jyrki Katainen) 將會名垂千史，作為一位首創新的政治文化的總理。
參見:
Jyrki Katainen: Suomi on keskellä isoja muutosvoimia
Wikipedia: Social Market Economy
Social Market Economy in the European Union
維基百科: 奧勞斯·彼得裡 (Olaus Petri)
Rules for Judges (法官條例)